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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是重中之重

2019-01-21  作者:admin    阅读: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本报记者 柳立 发布日期:2019-01-21 07:37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也逐步进入了攻坚阶段。新年伊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请他就2018年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状况进行了回顾,并展望了2019年的经济发展趋势。郭田勇认为,2018年我国经济整体稳中向好,三去一降一补成效逐步显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得到进一步强化,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信贷资金呈现回流迹象。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依然强劲,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民营经济依然是国民经济主要的内生增长动力,对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和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金融时报》记者: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规模和金融业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发展现状?

  郭田勇:就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与金融两者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的体量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试验田,金融业的发展也为经济转型提供了源头活水。经过多年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和贯彻落实,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调控体系,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国家及时调整改革策略,加强金融监管与调控,积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在保障就业、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效的降低了企业与居民的杠杆率水平,实体经济下行风险向金融市场传染的外溢效应得到有效控制,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可控的目标得以实现,这也体现出了我国改革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也为以后的深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防风险和去杠杆初见成效。随着资管新规落地,防范金融风险初现成效。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金融乱象得到整治、补齐制度短板、去杠杆取得进展,金融“脱实向虚”得到初步扭转。地方政府不规范举债受到约束,“名股实债”、违规担保、表外融资的现象有所收敛。金融监管协调性和穿透性增强,监管套利乱象减少,同业业务、“影子银行”、资管理财快速膨胀的势头得到遏制。各方面风险防范意识得到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表外业务正逐步回归表内,风险的可观测性和防范能力得到加强,不仅提高了金融业发展的规范性,也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房地产投资逐渐降温,投资者回归理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原则,在金融财政政策定向“宽松”的同时,房地产调控政策仍然“从紧”。通过供需两侧的精准调控,更加注重强化市场监管,坚决遏制投机炒房,保障合理住房需求。在供给端则发力住房供给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共有产权住房等保障性安居住房,增加有效供给比重。全国商品房价格整体趋稳,三线城市涨幅回落明显,土地和房屋供给增长、成交量相对平稳,短期库存水平更趋合理,正确的引导了市场预期。房地产投资吸引力下降有利于信贷资源逐步回归实体经济,体现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转型期对资源的引导作用。

  第三,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加速,新动能展现活力。制造业在转型过程中,具备强大创新和研发能力的优质产能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优势明显,并逐步发力。采购经理人指数截至去年第三季度始终处于枯荣线的上方,制造业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生产需求扩张,供需更趋活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供给质量继续提升。企业采购力度加大,购进价格指数走稳,并且关注企业生产预期增强,企业未来预期继续看好。制造业对工控的需求继续增长,智能制造需求明确。从制造业加杠杆、扩产能角度看,工控行业发展具备中长期支撑;从长期来看,在人口结构及人力成本变化背景下,生产线自动化成为必然趋势,工业机器人行业增长迅速。此外,我国供应链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柔性生产和私人订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经济增速也基本符合一直以来的规划预期。那么,如何从“重规模”向“重质量”转化?

  郭田勇: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追求规模的初级阶段,接下来将迎来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在前期的发展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逐步化解,改革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应当继续坚持。

  第一,协调防风险与保增长需要顶层设计。金融业之前的发展过于看重规模扩张,忽视质量提升和风险防范的校正,接下来应当推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出适应性调整。面对发展重点的转换、监管政策的调整、改革措施的深化、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技术进步的冲击,我们越来越需要对金融发展环境和趋势作出前瞻性展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正本清源,重建价值,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二是提质换挡,转换动力,科技助力,降低金融市场运行成本;三是整合资源,化解痛点,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四是培育市场,鼓励竞争,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目前我国金融业潜在风险释放压力仍然较大。金融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依靠债务驱动的投资扩张模式尚未根本扭转,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性失衡仍然突出,监管力度稍有放松,杠杆率有可能再度反弹,想要做到“抓而不死,放而不乱”需要在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作出平衡。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将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完整地顶层设计,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需要各个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搭配,只有这样才能在深化改革时有条不紊、有章可循、上通下达。

  第二,民营企业发展潜力未完全释放。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从无到有,茁壮成长,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正逐步转变为中坚力量。据统计,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融资占社会比重不足20%,使用近40%的社会资源,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占全社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坚定不移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必要性。在未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将主要来自于民营经济,因此为民营企业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将有利于释放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我国企业转型升级虽取得了进展,但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实体经济面临的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现阶段的税费制度与经济发展出现了不一致、不协调的情况。实体经济企业盈利水平虽有较大提升,但投资效益偏低、营商成本偏高、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二是市场化进程推进缓慢使得民间投资增势疲弱。其主要受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部分领域准入存在隐性障碍,鼓励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不到位和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三是政策不确定性导致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缺乏投资意愿。中央到地方的政策传导和落实存在偏差,各个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延续性得不到保障,企业难以形成稳定、良好的市场预期。

  第三,企业创新和研发依赖更加舒适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未来想要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将更加依赖企业的创新和研发能力,这一能力的提高需要不断加大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和研发投入。当下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其规模是不相匹配的,尤其是制造业,虽然其产能巨大,但其自主研发能力普遍较弱,以来料加工和生产组装为主,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因此其难以向产业链上游发展。企业创新和研发的意愿不强,动力不足,投入不够的现象不仅是由于前期经济发展阶段过于注重数量和规模,还源自于我国整体的制度建设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金融时报》记者:展望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郭田勇:2019年经济转型将更加依赖企业研发和创新,但受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回调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将面临小幅回调压力。与此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特别是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叠加带来紧缩效应,使得利率中枢上调,增大了全球债务成本,导致资产价格重估和金融市场波动。美国实施减税法案可能加剧主要经济体竞争性减税,对制造业布局和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投资者情绪和未来经济增长预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中美双方正朝着取消关税的方向进行磋商,因此这一冲击虽不容忽视,但其影响也相对有限。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因此只有积极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首先,防风险与稳增长两手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依然是重中之重,因此所面临的去杠杆压力依然较大。信用风险的快速释放,需要在去杠杆的同时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为此,金融调控需要合理把握金融去杠杆、严监管的力度和节奏,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独立性,向边际宽松方向微调。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政策相结合,顺应结构性去杠杆的要求,采取“定向滴灌”的差异化操作。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以“六稳”为原则,更加注重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合力作用,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措施切实落实到位,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金融风险的根源是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要把控制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作为防范化解风险的重点,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依法依规对僵尸企业实施破产清算,切实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水平。按照“开前门”“堵后门”的原则,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制化管理,推进债务信息公开和债务风险的动态监管。加强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薄弱环节监管,坚决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金融发展不忘初心、不离本源就能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坚持改革与扩大开放齐发力。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钢铁、煤炭去产能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房地产库存明显减少,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减税降费成效显现,生态环保、教育、基础设施等短板加快补齐。但也要看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价格扭曲和市场壁垒,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推进产业政策从选择型向功能型转型,通过强化竞争加快落后企业退出和优质企业成长。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新能源产业、物联网、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真正实现产业升级。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加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民营企业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动力,其支配的资源与所作出的贡献不相匹配,应当完善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打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提高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发放贷款的意愿,消除金融资源分配的所有制歧视,切实增加民营企业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完善资本市场,推动注册制改革,丰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可预期的环境,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扩大开放有利于深化国际合作与竞争,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上游迁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机遇。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加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开放力度,逐步减少外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促进贸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需要,积极扩大进口。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促进国际产能合作,防范境外投资风险。